美国是一个较早就步入城市化的国家。早在18世纪末，美国就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较大的规模。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业革命蔓延到美国，促使美国的工业也受到了快速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高度密集的人口使人们长期生活在压抑、窒息的环境中，作品中所描绘的城市景象就是当时美国城市的缩影。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将其转变为经济利益，而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人们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索取尽管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却对环境破坏埋下了隐患。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一边毫无节制的破坏着自然资源，一边又向往着能重新回到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中，霍桑在《福谷传奇》中将人们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同时表达了自己对肮脏、凌乱的城市生活的厌恶，对朴实、自由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四种制度。他主张消灭文明制度，建立和谐制度。在和谐制度中，产品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人人都可入股成为资本家从而消灭阶级对立。协作制度将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妇女将获得完全解放，城乡差别和对立也将消失。但傅立叶不主张实行社会革命而只是期待富人慷慨解囊。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在19世纪30 、40年代发展到顶峰，它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倡平等、共有的社会主义制度。

《福谷传奇》作品，以1840年的新英格兰为背景，直接取材于作者本人在布鲁克农场的生活经历，表达了他对所处时代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布鲁克农场成立于1841年，发起人是以一位牧师、先验论者乔治·里普利以及一群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布鲁克农场是乌托邦式生活的一个实验场。农场成立之初，它并不拘泥于某种理论模式。创始者们组织了一个合股公司，在马萨诸塞州购置了一片风景秀丽的土地，大家住在一处，共同劳动，成员之间十分融洽，不少人慕名前来，霍桑便是其中一位。然而，霍桑并没有在这里长期居住，公社里单调繁忙的劳动很快使他失去了兴趣，他也为没有写作的环境、氛围和心情而懊恼，所以，他在公社里呆了儿个月后便失望而归。

作者把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运动和清教主义的宗教乌托邦理想联系到了一起，在两者中都发现了某种危险的倾向。霍桑认为，在狂热信念的驱动下，改革者也有可能陷入清教先辈的误区，把自己的原则和观点当作唯一永恒的真理，以真理代言人自居，甚至不惜压制异己的声音。也正是出于这种优虑，霍桑在小说里直接把小说中的人物——霍林华斯比作一位“对女巫案做生死宣判的”“清教长官”。霍林华斯集清教徒的冷酷与改革者的狂热于一身。

《福谷传奇》作品中提到的福谷改革运动，是基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里叶的理想社会模式而隐喻的。霍桑创作《福谷传奇》的年代正是美国社会经历急剧变革的时代。城市的不断膨胀，商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福谷传奇》创作的社会背景是一个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个人和社会的“新生”成为一个时代炙手可热的梦想。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团体和活动。“福谷”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实验点，但其最后的失败，暗示了霍桑对政治改革的一种怀疑态度。他对改革者高涨的热情表示不理解和不支持。

文本中，大量篇幅是霍桑从他参加布鲁克农庄时所写日记和杂记中摘抄过来的，因此《福谷传奇》或多或少同作者当时的亲身经历有所关联。

麦尔斯·卡佛台尔——“我”

“我”，叙述者，一位羸弱敏感但又深沉的文人，年龄已不算太年轻，单身汉。卡佛台尔感到极其的孤独，被社会所孤立。他参加福谷的初衷是要寻求兄弟姐妹间的真正的平等互爱，可是他的目的并没有能够实现，因此他人格上的阴暗面占据主导地位。卡佛台尔生病卧床时，想到改革，就“诚意地希望最好把改造社会的工作延迟半个世纪进行”，并且“那个过去的社会已经使‘我’够满意了”。

卡佛台尔将自己对布鲁克农场的改革看作了一场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他曾经描述改革事业：“我们与骄傲分手，努力以亲切友好取而代之。我们愿意耗费自己的体力，尽绵薄之力减轻劳动者辛苦的重负。我们要靠互助谋利，而不是靠蛮力从敌人手中掠获。”并将这次改革的经验看作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体验。

霍林华斯

一个长着黑胡须的铁匠，他一个心眼儿要拯救犯人。为此他打算为这些不幸的人建一个大家。霍林华斯谈到福谷时，他认为他看透了这个制度，福谷的缺点太多了。齐诺比娅在最后看透了霍林华斯的慈善计划，“什么慈善和进步，我也玩透了，我们在努力建设一种真正的生活制度的时候，无疑我们都造成了各种可笑的生活中间最空虚的笑柄”。

齐诺比娅

她是一位黑皮肤，聪明、骄傲而性感的魅力女人，又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和女权主义者。齐诺比娅开放睿智，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个性。

蒲丽丝拉

一种白百合花样的人。她是个依赖性很强的女裁缝，在降神会上常被人利用当招魂工具，有点像个妓女。她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很脆弱。

赞诺比亚的丈夫

一个不招人喜欢、堕落的人。他镶着一口金牙或镀金牙，能量很大。是他拿蒲丽丝拉当工具在大庭广众下招魂。他是那种阴郁、性欲强烈、堕落的美男子，他会很突兀地从后门出现。

“福谷”即“公社”意象，“福谷”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平均理想和重返朴素自然生活的愿望之上的，公社成员聚集一处的目的是寻找社会和同志情谊。然而，公社成员的感情并没有得到任何升华，反而发生了感情冲突和矛盾纠纷。结果每个人都幽闭在自己构造的孤岛之上，使得本来旨在促进感情交流的福谷成为名副其实的孤独之谷。

《福谷传奇》主题思想：社会进步的归根结底是人心的改善，任何打着“智性”或“改革”的幌子对他人进行意志霸权的行为都只能造成精神奴役。

福谷改革的失败

《福谷传奇》中叙述人卡佛台尔参与其中的福谷改革运动像霍桑曾经加入的布鲁克农场改革一样，都是基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里叶的理想社会模式的试验。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在19世纪30 、40年代发展到顶峰，它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倡平等、共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小说中卡佛台尔这样介绍福谷的事业：“我们与骄傲分手，努力以亲切友好取而代之。我们愿意耗费自己的体力，尽绵薄之力减轻劳动者辛苦的重负。我们要靠互助谋利，而不是靠蛮力从敌人手中掠获。”

霍桑曾在《福谷传奇》的序言中说，布鲁克农场的经验是他人生最浪漫的一页，卡佛台尔也有同样的体验：“在这里，‘我’在挥汗如雨中挣得了面包并借以果腹，‘我’才有权理直气壮地立在大地上，与一切劳动的儿子成为伙伴。‘我’完全可以跪下去，用‘我’的胸膛抵住这片土地。造就‘我’躯体的红土对那些碾碎的犁沟似乎比对世上任何别的地方的细土都显得更亲切。”

然而，福谷事业的发展并不像诗人想象的那么浪漫，事实上，“骄傲”并没有离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改革者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冲突让诗人很快对改革失去信心，“亲切友好”与“互助”的关系也因为人性的弱点很难建立起来，改革事业举步维艰。在到达福谷的当晚，卡佛台尔就敏锐地觉察到改革者与外部世界的敌对关系：“在我们告别了那个贪婪、争斗、追求自我的世界之后，最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应该涉及如何在外面那些野蛮人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胜过他们。我们处于一种新的敌对关系而不是新的兄弟情谊的地位。我们这少数几个人相互之间的紧密团结，必不可免地会造成我们同其他人的疏远。”

这些改革者本来是希望通过真诚的体力合作劳动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却与农民形成了“新的敌对关系”。“野蛮人”这个词的使用是叙述人有意的反讽，表明这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改革者们在智性和社会地位上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叙述人到福谷的当天晚上就遇暴风雪，这无疑成为这项改革运动不祥的预兆：“暴风雪在夜晚显得益发狰狞，在这项冒险事业的前夕，警告我们返回到普通生活圈子之内。”言外之意，这些改革者本是平常人，有着普通人的弱点，并不具备改良社会的非凡才智与品德，所以理应返回到“普通生活圈子之内” 。当叙述人一语双关地说，希望他们闪亮的窗口能给一个在暴风雪中夜行的人带来鼓舞和希望时，农民塞勒斯·福斯特不经意的一句话——“那些灌木的火苗只会持续一两分钟”——在叙述人听来却别有一番深意：“至于他这番话是否暗示我们的道德之光也很短促，我就说不好了。”可见，改革者自身的道德缺陷是福谷改革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福谷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改革者内部的不团结，卡佛台尔发现，就连“我们这少数几个人相互之间的紧密团结” 也最终证明是个幻影。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叙述人（“我”）、霍林华斯、齐诺比娅——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各怀目的，相互猜疑，最终关系破裂。这在考尔看来表现了改革活动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相互同情，实际上却是一种新的敌对关系，相互猜疑。”

人与人之间友爱、信任与同情心的消失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福谷事业失败的第三层原因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冲突。卡佛台尔发现：“我们时常辛勤耕种翻了又翻的土地，却从未化作思想。反之，我们的思想却迅速成了土块。我们的体力劳动毫无象征，只是在暮色降临之际使我们的脑力懒散。智力活动与任何大量的体力锻炼绝不相容。”

福谷事业虽然失败了，但是，卡佛台尔并没有因此否定人们改良社会的热情，他在小说的结尾反思道：“追随一个人的梦想直到其自然完成，只要那幻想值得拥有，哪怕肯定只能以失败告终，我们终归要承认，这种做法即使不算神圣，也说不上不够明智。失败又有何妨？其可能根本触摸不到的最虚无的碎片，也会具备一种在任何可行计划的最沉重的现实中无法埋没的价值。那可不是思维的渣滓。”

智性的破产

如果说在对待改革运动的态度上，霍桑与他的叙述人都难分伯仲，那么，在卡佛台尔对周围人的隐私进行欲罢不能、痴迷而冷酷的探究中，就看到了霍桑对缺少人文关怀的智性活动的警惕与批判，霍桑以此把他自己与叙述人——“我”区别开来。

《福谷传奇》固然是一项改革事业失败的写照，但同时也是叙述人智性破产的展示。对于卡佛台尔的感情冷漠和优越感，作者自始至终都是用反讽来表现的。卡佛台尔拒绝老穆迪的求援，却冷酷地追问对方的隐私，表现出一个冷血者的好奇心。在到达福谷的那个暴风雪之夜，他们问候农民遭到对方的冷遇时，卡佛台尔便思忖道：“这个乡巴佬！他懂得狂风怒号，却没有智力理解我们这兄弟般的欢快语调。这个行路人对我们热诚同情的不甚了然，成为我们要改造世界的艰巨任务的无数标志之一。”

对于叙述人的这种盲目的优越感，反讽意味尽在其中。卡佛台尔认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在别人的生命中生活，并试图——通过慷慨的同情心，通过微妙的直觉和记载不值载入史册的琐事，通过把‘我’的人道精神加倍发扬，给予上帝指定的‘我’的伙伴——获得甚至不为他们自己所知的隐秘的秘密。”但事实上，他只是在不择手段地挖掘别人的秘密，干涉别人的生活，因此他的这种缺少真诚与爱心的智力活动遭到观察对象的坚决拒绝。

他看到蒲丽丝拉天真快乐，就希望用自己的悲观厌世去影响她，“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如此兴高采烈，我委实看不出有什么明智的地方。我们美好的目标是达不到的，人们从来都得不到他们所追求的美好东西。”对这种别有用心的劝告，温顺软弱的蒲丽丝拉表现出少有的反抗：“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在小说的结尾，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卡佛台尔这个素来以聪明超脱自居的智者却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深爱着蒲丽丝拉，而蒲丽丝拉爱的是霍林斯华斯。卡佛台尔对齐诺比娅的私生活更是穷追不舍，竭力要探索其中的神秘，但是他从敏感而智慧的齐诺比娅那里除了得到不断的挖苦讽刺之外，一无所获。当卡佛台尔为自己辩解说，“我不过是履行一种说不清的职责”时，齐诺比娅犀利地揭穿他：“好一个“职责”的陈腐借口。偏执，自大，蛮横的好奇，爱管闲事的脾气，基于一知半解的无情指责，对别人的良知或明智的歪曲怀疑，极端无礼地把上帝撇在一边，而把自己放到那个令人敬畏的地方——你的所谓职责就是从这些和同样不幸的别的动机中来的。不过，要当心，先生。你正是自以为有犀利的目光却蒙着眼睛走进这些事情里的。”

卡佛台尔的错误在于明知故犯：“‘我’认为，把我们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单个的男男女女，并非健康的思维活动。如果检验的对象是一个人自己，其结果一望而知必然是心灵的病态行为。”他坦承：“‘我’这样竭力要探索她那少女的情怀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不过，她现在被别的朋友们丢弃一旁，‘我’便忍不住冲动，想窥视一下她那受伤后卷曲起来的花瓣的花蕊。”卡佛台尔虽然知道欲罢不能的行为正在束缚与扭曲着他的心灵，但是他似乎被动屈从于这种欲望：“当我们打算甩掉原本是丝制的束带时，它却立即变成了铁打的镣铐。我们的灵魂终归不是我们自己的。”

卡佛台尔在深刻的自省和灵魂拷问中向读者展示一个人心灵扭曲异化的原因——任由本我的欲望支配，对目标偏执的追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卡佛台尔的智性破产，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在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同伴的尊重与同情。

霍桑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通过卡佛台尔坦诚的内心告白，给读者勾勒出一个智性活动的陷阱。卡佛台尔不由自主地掉进了这个陷阱，而他的作者霍桑却谨慎地绕开了这个陷阱，用更多的故事呼唤我们对人类心灵的关爱以及对社会进步的信心。

迷失的改革者

福谷运动的领导人霍林华斯就是一位以改革为借口对他人实行强权意志的“施虐狂”，而他身边的两位女性齐诺比娅与普里西拉则是遭受他精神与意志控制的受虐狂，他们之间的关系明显是一种“共生性结合”。霍林华斯的施虐行为表现为极端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以及对他人强烈的控制欲望。霍林华斯在福谷事业和罪犯改造的双重名义下真正感兴趣的是在朋友中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别人只是他用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工具。卡佛台尔发现，“霍林华斯难以对一个能有自己独立观点的人付出感情，而只是对每个专注于他的人表示兴趣”，“在霍林华斯看来，人只不过是一头带辕的牛，他对我们高声叫骂，在心里暗自诅咒，过不久就会用牛鞭抽我们”。霍林华斯威胁卡佛台尔：“你如果不和我一起向我终生伟大的目标奋进，又怎能成为我的终生朋友呢？”

霍林华斯自己承认：“我性格中最突出之点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屈不挠。”像卡佛台尔一样，他自己所做的事也有美好的初衷，“用道德、智慧和勤劳的方法，靠纯洁、普通又升华的头脑的同情，改造那些恶人”，而由于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屈不挠”，他的慈善理论最终成了“他自己召来的冰冷的魔鬼”，让他失去了“他内心的全部温暖”，“让他像所有雄心勃勃的人不可避免的那样——最终变成了契约奴”。在齐诺比娅的眼中，掩藏在慈善家霍林斯华斯外表之下的只有自私和冷酷：

“全是自私。再无其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自我，自我，自我。首先，你把致命的一击也是欺骗性的一击指向一种更纯洁、更高贵生活的这一方案，那生活本是许多高尚的灵魂所创造的。其次，因为，卡佛台尔无法成为你顺从的奴隶，你便无情无义地把他抛弃。你还把我也引进了你的计划，当时是希望我助你一臂之力的，现在又把我甩开了，因为我是一个断裂的工具。但是，你罪孽的最主要、最黑暗之处则是你扼杀了你最内在的良知——你对自己的心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你胸中伟大而丰富的心已经被毁掉了。”

卡佛台尔在分析霍林华斯的异化时说：“我觉得，霍林华斯的性格和错误包含着这样简明的寓意：接受所谓的慈善观念并且以此为业，受其强有力的推动并时常笼统地用于社会，对于由此变得过分狂热并孤注一掷的人来说是危险的。这会毁掉或者可能毁掉这个人的心，并无形地影响别的心灵和生命达到同样的幸福目标。”

齐诺比娅和卡佛台尔都发现“这个人的心”被毁灭了，这就清楚地点明了小说的主题：改革运动失败的根源是人心的异化变质。霍林华斯的异化首先是他偏执而单一的目标追求所致，卡佛台尔发现：“他心无旁骛，只认准一个方向，他在那里苦苦思索，感到义无反顾，无疑，宇宙的全部理智和正义似乎都集中在那里了”，这种偏执使他“ 正在迅速地变疯”。这种疯狂和极端行为势必让霍林华斯这位改革者失去人性，并殃及周围的无辜。卡佛台尔告诉人们：“那些投身于压倒一切的目标的人，最终使他们变成只知那单一的原则而不知其他。这种人没有心肝，没有同情，没有理智，没有良知。他们有一个偶像，自愿为其献身，充当高级教士，并且认为把最珍贵的奉为牺牲乃是神圣之举；而且丝毫也不怀疑——他们内心的魔鬼实在狡猾——那尊神的面孔看来是铁板一块，他们却从中看到了慈爱，那尊神本身只不过就是个教士，其光辉只能使周围变成一片漆黑。原先的目标越高尚纯粹，被看得越大公无私，也就越不可能使这些人承认那种神般的慈爱堕入不顾一切的利己主义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霍林华斯与卡佛台尔实际上都同时兼有弗洛姆意义上的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双重角色。

霍林华斯的改革目标成了他崇拜的偶像，那个“内心的魔鬼”被他奉为神明，控制他，异化他，让他在虐待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了这个目标的“契约奴” 。同样，卡佛台尔的智力游戏除了给他人造成困扰和伤害之外，他自己也被这种欲罢不能的病态好奇所折磨，失去了精神的安宁。

.人心的改善

从卡佛台尔和霍林华斯的情况看，福谷事业的失败在于知识分子与改革者心灵的扭曲，卡佛台尔总结他和霍林华斯各自的问题时说：“他由于这种成分（指意志）过多而在道德上毁灭了，‘我’却时常怀疑，正是缺乏这种成分，‘我’自己的生活才空荡荡的。”

面对一个沉沦的时代，霍桑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提倡“依靠团结全世界爱的力量”，强调“净化那个内心世界”，希望人们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保持对家庭和上帝的神圣信仰，就像他规劝未婚妻远离通灵术的诱惑时所说的那样：“你要想知道什么是天堂，就把手伸给你丈夫，回到心灵深处去感受那些神圣的思想与感情，你要知道，我对这件事的观点并非因为不相信神秘所致，而是对心灵有深刻的尊敬。爱是真正的磁力。”

霍桑对“爱”的信任与强调使自己与他的那些具有病态好奇心的智者区别开来，也让他对人类的进步与社会发展有了足够的信心。

叙事手法

在长篇小说《福谷传奇》中，霍桑运用心理描写分析法文本中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刻画。

在小说的开端，麦尔斯·卡佛台尔参加了一场有关“戴面纱的女人”的巡回展，展会结束之后他遇见了一位叫做穆迪先生的神秘老人。老人在得知他次日将前往福谷农场之后，就询问是否能够帮他一个“极大的忙” 。当卡佛台尔问到他是什么忙时，神秘老人又羞于回答，并说道“我仔细想过之后，还是觉得你年纪太轻了，如果你认识其他较大的人明日也要去福谷农场的话，那请你帮我介绍一下。”最后，神秘老人没有让卡佛台尔帮这个“极大的忙”。之后卡佛台尔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并通过对之后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终于知道了神秘老人找到他的原因。

在上述描写文字中出现的“戴面纱的女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卡佛台尔的生活中，并且始终在整部小说中浮现。这种描写手法使读者们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戴面纱女人的反复出现去推测她的真实身份。除此之外，小说里还出现了一个戴眼罩的神秘老人，最开始请求卡佛台尔帮一个“极大的忙”，最后因为卡佛台尔年纪太轻而取消了这个请求，这些内容无疑给读者设下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悬念：这个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找年轻人来帮忙？这种描写手法就是典型的陌生化手法，它通过加入悬念来延长读者对作品的欣赏时间，人们遇到有悬念的地方，无疑都会停下来进行思考，在仔细推敲之后猜测悬念的答案，获得非凡的阅读体验。最终，以卡佛台尔将事情的原因推敲出来而结束了此处的停留，并带着好奇心继续往下阅读，寻求最后的答案。

“她脸色苍白得像个病人膏育的病人，她不停地颤抖着，不知是因为太冷，还是由于害怕而引起的神经紧张，在火光照射的墙壁上仿佛可以看见她的影子在颤抖。我设想她的孤独，命中注定要在风雪里迷茫，虽然窗口微弱的光芒可以把她引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她不会停留太久。此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另外一种假设，想起霍林华斯慈善活动的范围，也许是他带来了一个忏悔的犯人，想通过我们纯洁的思想来治愈她精神上的疾病。”

在上述描写中，霍桑通过卡佛台尔对蒲丽丝拉颤抖的原因进行的推测，暗示了蒲丽丝拉之前的坎坷经历，而读者们跟随着他的假想与分析，陷人了更加好奇的心理，并不断去思考蒲丽丝拉的身世与来历。

叙事结构

《福谷传奇》的叙事结构与其他小说大不相同，摒弃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传统结构，使读者在阅读完整部小说之后，会感觉到时空的逆转及三维的叠合。在整部小说中，作者主要运用了以下两种结构排布法进行描写一种是客观世界层面，在这个层面中主要对齐诺比娅、霍林华斯和蒲丽丝拉三者之间的爱情进行了描述，而这部分的叙述是完全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

首先是描述齐诺比娅与霍林华斯的相遇，再到齐诺比娅爱上霍林华斯，到最后霍林华斯移情别恋爱上蒲丽丝拉，齐诺比娅无法接受该事实而通过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上故事情节完全是按照时间来发展的。另一种是对卡佛台尔心理的描述与分析，通过卡佛台尔对霍林华斯眼神及心理的分析和对蒲丽丝拉与齐诺比娅之间暖昧关系的推测，对齐诺比娅以往情史的想象等内心活动，以内心活动时间为线索，将过去与现在叠合在一起。

通过这种时间及空间上的重叠将作品复杂化，不仅增加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感，还为读者创造了更好的审美体验。

“她脸上挂着不自信的微笑，看上去似乎很愉快，静静地坐在齐诺比娅身旁的凳子上，并时不时地将目光转向那位新朋友脸上，欣赏她的美丽。我不知道蒲丽丝拉为什么会保持着这种态度，我只知道她曾念过一些齐诺比娅写的故事或是她维护女权的相关文章，她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成为她的奴仆。”而在这段描写当中，霍桑首先对蒲丽丝拉面对齐诺比娅时自卑而愉悦的神情进行了描写，然后紧跟着对其各种猜测进行叙述，给读者带来想象的空间，让读者去思考蒲丽丝拉与齐诺比娅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从而达到延长读者阅读时间的目的，增加了陌生化写作手法的有效性。

戏剧元素

戏剧元素在《福谷传奇》这部深受田园牧歌传统影响的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小说中的福谷乌托邦实验首先被转换成一幕田园剧，主要人物以鲜明的戏剧意识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同时，整部小说又贯穿了剧院和戏剧相关的意向，对应着莎士比亚世界舞台的经典隐喻，戏剧元素的运用实际上融入了霍桑对田园牧歌传统和乌托邦改革运动的深层思考。

布鲁克农庄：布鲁克农庄《福谷传奇》是小说中乌托邦实验社团福谷的原型，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理想本身就立足于田园传统所构建的一整套信念上。

如果说《福谷传奇》是一则探讨乌托邦的政治文化寓言，那么这则寓言是依托田园牧歌文体展开的，以布鲁克农庄为原型的福谷在这套文学话语中被转化为现代阿卡狄亚；同时，它也是小说人物自觉导演和上演的现代阿卡狄亚，小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戏剧意识，剧院和与戏剧相关的意向贯穿整部小说，呼应着莎士比亚关于世界舞台的著名隐喻。

1、阿卡狄亚与戏剧意识

霍桑从撒纳扎罗、密尔顿、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作家那里承袭了历史悠久的田园牧歌传统，这一传统在《福谷传奇》中的运用尤为明显。小说中表现的季节更迭、五朔节欢庆、假扮牧羊女的王后以及害相思病的诗人等都属于典型的田园牧歌元素。

正是这些元素重新定义了作为乌托邦社团的福谷，使之转化为撒纳扎罗等人笔下的阿卡狄亚。小说第8章的章节目录“现代阿卡狄亚”则直接点出了小说对田园牧歌传统的运用。

这一现代阿卡狄亚是集体意识的创造物，是社团成员共同营造的想象的游戏；同时，以齐诺比娅和卡佛台尔为代表的小说人物则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意识，而这种戏剧意识更多的时候是约翰·里斯所说的双重戏剧意识，他指出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双重戏剧意识，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莎剧中的“演员会特别提醒我们是在观看演出” 。

在《福谷传奇》中，“卡佛台尔及其他大部分人物倾向于将自己的经历视作戏剧”。霍桑把一种自省意识引入到剧中，有意地利用双重戏剧意识把阿卡狄亚传统固有的戏剧性推向了极致。

正是这种双重戏剧意识把福谷乌托邦实验转化成了一幕自觉上演的田园剧，这对有着严肃目的的福谷乌托邦实验构成直接颠覆，揭示了以田园信念为支撑的社会改革计划的虚幻性。

霍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牧歌文学颇为熟悉，他也洞察到该传统内在的戏剧性，并充分发掘其戏剧性，赋予其笔下人物强烈的戏剧意识。在“现代阿卡狄亚”一章，叙事者卡佛台尔对他们新换上的农夫衣着做了番评论，将之与阿卡狄亚人的花哨衣装加以对比：“虽然我们是阿卡狄亚人，我们的衣装跟诗歌和舞台上阿卡狄亚人的典型衣装— 装饰着缎带的紧身上衣、绸马裤、丝袜子，以及上面缝着假玫瑰花的便鞋——没有相似的地方。”

卡佛台尔不仅将福谷农庄实验与阿卡狄亚相提并论，也直接点出了阿卡狄亚传统自身的戏剧性。他在这里使用的衣装（cos-utme）一词直接指向戏剧，诗歌和戏剧里的阿卡狄亚人终究是舞台上虚构的角色，不可能等同于现实中的牧羊人。

如果阿卡狄亚这一体裁本身就是田园背景中上演的一幕戏剧。那么，读者完全可以把福谷社团成员看作田园剧中的演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一出集体幻想剧中扮演着相应的角色，自觉的演员就具备了所谓的“双重戏剧意识”。卡佛台尔和齐诺比娅是最具这种双重戏剧意识的人物，两人都把福谷乌托邦实验视作一幕阿卡狄亚田园剧，并且都清醒地在这一幕剧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2、剧院隐喻

福谷阿卡狄亚是一幕戏中戏，戏剧隐喻和与戏剧相关的意象实际上贯穿了整部小说，整个小说读来如一幕幕衔接松散的戏剧场景。

作为叙事者的卡佛台尔也以戏剧形式来组织再现当年的回忆，称萦绕于记忆的那些朋友为“大脑舞台上的人物”他称自己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古典戏剧里的一个合唱队队员”。

值得指出的是，占据小说中心的剧院隐喻与莎士比亚的世界舞台隐喻有渊源关系，这也正是霍桑在序言里提到的“剧院”一词的深层含义，即强调人生如戏的意识。

霍林华斯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他是整部小说中最缺乏戏剧意识的人。霍林华斯是一名狂热的慈善家和监狱改革运动者，他的理想是通过教化罪犯消除人间罪恶，为实现这一理想，甚至不惜牺牲道德原则。霍林华斯陷入一种自私蝙狭的误区中，其根源在于他狭隘的头脑“只能接受一种模式”，看不到其他的模式与可能性。小说中对霍林华斯的批评实际上折射了霍桑对当时包括监狱改革在内的乌托邦改革运动的思考。

乌托邦理想对于霍林华斯而言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占据了其全部心智和精力，因而，和狂热的清教徒一样，是极端严肃冷峻的，这点和脱开去看待事物的戏剧意识背道而驰。在人生的舞台上，他属于那种投身其中浑然不觉的演员。霍林华斯看不到人生悲剧性的一面。

霍桑在序言里所用的“剧院”这一隐喻是意味深远的，以田园信念为支撑的福谷乌托邦计划首先被小说人物转化成了一幕现代阿卡狄亚，放在小说整个框架里，它又是一幕戏中戏，和福谷上演的假面剧一起指向莎士比亚关于世界舞台的经典隐喻，戏剧元素的巧妙运用融人了作家对田园牧歌传统和19世纪上半叶美国乌托邦实验热潮的批评。

《福谷传奇》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崛起中的媒介社会。

——方文开（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学者莫里斯·克莱恩评价：“小说充满了戏剧场景：如福谷中的晚餐桌，旅馆窗口的场景，艾略特讲道坛的一幕，以及午夜波光粼粼的河面，所有这些都富于视觉效果，而且是静态的。”

——尚晓进（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美国最小说家，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被称为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红字》，《七角楼房》，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古宅青苔》，《雪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