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政法是一般行政法在各特别行政领域之具体化、个性化，离开了一般行政法，特别行政法亦将犹如“迷途的羔羊”。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相对匮乏的国度，一般行政法理论在发展初期较多地依赖了“拿来主义”的路径。经由这种引入和移植，我国一般行政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但相形之下，不仅有关特别行政法的理论研究缺乏，而且特别行政法的制度构建亦存在诸多缺憾，诸如与一般行政法相脱节、管制性色彩浓厚、人权保障机制欠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般行政法的效果，从而或多或少地与行政法治及其发展规律相悖。 　一般行政法的理念及其制度，需要借助本国特别行政法加以具体落实，而特别行政法的构建及其发展又需要一般行政法的指引，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将二者有机统一协调，不仅有助于一般行政法和特别行政法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而且将最终有利于行政法治乃至法治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因而，行政法学之研究，在关注一般行政法的同时，亦不可忽略对特别行政法的探讨。将一般行政法与特别行政法密切联系起来，努力促成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既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迈向纵深和拓展疆域的必由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