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后，沈苏儒先生开始研究和传授对外传播理论知识，并与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先生一起，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奠下了基石。当时，局长段连城同志出版了《对外传播学初探》这本开创性著作。沈老紧随其后，出版了《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和《对外传播学概要》。进入新世纪后，沈老自告奋勇，为段著作了补充和修订(段连城先他而去)，自己则出版了另外两部新著——《对外报道教程》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沈苏儒编著的《对外传播教程》、《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概要》和《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外宣理论，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沈苏儒在《中国建设》工作期间，参与创办了《中国建设》中文版，开创了我国对外宣传的新渠道。离休后，仍然一直坚持工作，协助爱泼斯坦完成了《宋庆龄传》、《见证中国》等著作的编著和翻译工作。在翻译研究方面，沈先生以《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这两部权威著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除已出版的这四部专著之外，沈先生还发表过大量关于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的又一新成果。今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同良：沈苏儒同志业务精通，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和写作，毕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著译颇丰，是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奠基者之一。

沈苏儒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沈钧儒的堂弟。他的元配夫人陶琴熏是国民党要员陶希圣的千金，两人是国民党时代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儿子沈宁，出版有《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

邵群：2007年7月，我们请沈老收研究中心的三名工作人员为学生，指导翻译宋庆龄书信，以帮助研究中心培养后备力量，改善宋庆龄研究和相关资料翻译后继乏人的局面，沈老欣然应允，而我有幸就此成为了沈老的学生。

沈老对我们的指导非常悉心，我们提交的翻译“作业”，他总是很认真地加以批改。对我们在翻译方面的进步热情地加以鼓励，对于翻译不当之处，他从来不会批评我们翻译得不好，而是详尽地帮我们解释难解的词意，启发我们怎样翻译更为恰当。他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长期翻译生涯中的感悟和体会。他不仅把我们看作他的学生，还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成为沈老的学生，其实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我很惭愧，我实在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一段时间以后，因研究中心一些项目工作较为繁忙，虽然仍有时前去看望沈老，但我翻译宋庆龄书信的工作却渐渐停顿了下来。总以为沈老的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请教。2008年有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打他家里的电话总也没有人接，突然之间得到消息，原来他已身患绝症，住了一阵医院后刚刚回到家里休养。我们立刻前去看望，他的小屋温馨依旧，可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沈老明显消瘦了很多，手冰凉，声音有些沙哑，精神也大不如前了。我们假装不知道他的病情，还故作快乐地与他谈起我们近期工作的进展情况，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坐了一会儿我们便起身告辞了。他说你们现在工作很忙，就不要常来看我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他日渐憔悴的样子。临走时他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楼梯口，并久久地握住我的手，就像在与我们做永久的告别。我再也忍不住了，怕被他看见已控制不住的眼泪，他的手刚一松我就跑出了楼门外，一路上任自己的泪水不住的流，那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