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75，不自贵重顾籍76，谓功业可立就77，故坐78废退79。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80得位者推挽81，故卒死于穷裔82。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83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84，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85，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86先人墓87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88，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89。行立有节概90，重然诺91，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92。遵，涿93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94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95其家，庶几96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97，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98。”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地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像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像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有能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柳子厚墓志铭》为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两人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是古文运动当中的同志。柳宗元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就此写了这篇墓志铭以表彰亡友的人品学问。

这篇文章韩愈就以朋友风义为主线来称赞柳宗元，文章、政事作为旁及的材料。柳宗元在中央是“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是“柳州刺史”，按照惯例，墓志铭应写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称《柳子厚墓志铭》，定下朋友的基调。全文可分为七段。

第一段写家世，这是墓志文必须写的。唐朝很重门阀牒谱，必须举上代的达官贵人。一开头只称“子厚”，不提姓柳，因为在第二段里有“众谓柳氏有子矣”的话，这里就可省去“柳”字。在举上世勋业中，提到柳奭，强调“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表明风节。对其父强调两点：一是孝道。唐朝以京官为贵，认为到地方去就是倒楣，而柳镇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这种孝行很值得称道，这又和后面对刘禹锡母亲的关切相呼应。二是说他“号为刚直”，表明品格。这是暗为柳宗元参与二王集团辩白。最后“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一句是为下文服务。

第二段写柳宗元年少得志及遭贬，可分三层。从“子厚少精敏”到“众谓柳氏有子矣”，是写柳宗元少年意气之盛。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这年五月父亲去世。“众谓柳氏有子矣”补足第一段的“姓”，而且用他父亲“所与游皆当世名人”的口说出柳氏门中出了人才。这是对柳宗元中进士阶段的充分肯定。自“其后以博学鸿词”至“交口荐誉之”为第二层。韩愈先极力强调柳宗元的才能，说明名不虚得。“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表明不是柳宗元去求别人而是别人仰慕他，这和交友已经挂了钩。“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句话尤其重要，为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辩解，说明不是柳宗元巴结权贵，而是权贵们想拉拢柳宗元。这样既未抹掉参加二王集团的事实，又为写柳宗元的品格留下余地，同时也伏下第五段“子厚前时少年，不自贵重”的根，为总结他的一生得失做准备。“贞元十九年”至“又例贬永州司马”为第三层，写其骤升和远贬。因为骤升和远贬对柳宗元一生是大事，所以先写年份，以示郑重。“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表明特殊恩遇。这下面有的本子是这样的：“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这是柳宗元升沉的关键，不能回避。在韩愈心目中，王叔文等是小人，不愿让他们的名字玷辱了柳的清白，所以最后定稿改成“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因为当时人或后世读史的人都知道唐顺宗是听二王和韦执谊的，唐宪宗掌权把他们引用的人都一例远贬，所以这样写也就够了。应该说明的是，王叔文集团的功过，宋代范仲淹就不同意韩愈及唐史的看法，而韩愈是把他们看成小人的，又为柳宗元惋惜，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前人称为得体。这一层着重说明升官不是柳宗元自己钻营的，遭贬也不是柳宗元本身的罪过，是受人连累。这又和上一层“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挂钩。

第三段写在永州的刻苦为词章和在柳州的政绩，分为两部分。“贞元十九年”至“而自肆于山水间”为第一部分，表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永州，这为第五段总结一生的得失安下伏线。自“元和中”起写在柳州的政绩。这里不可不写，因为柳州四年表现出柳宗元为政的才能，但如果写得过多就冲淡了风义和文学的内容，所以着重选一件最重大的政绩来详写，那就是解决男女质钱而被没为奴婢的陋俗。这件事韩愈在袁州也这样办的。“衡湘以南”以下，是写柳宗元传播文化的功劳，这和第三段开头“刻苦”为文又是相呼应。

第四段是这篇墓志中最富有感情、激昂慷慨的段落。一开头特别用重笔提上段的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为了突出柳宗元对朋友的风义，这件事叙在到柳州上任之后。这次是因为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恼怒了执政，柳宗元也跟着倒霉，但他不但不怨刘禹锡，而且为他着想，要冒死上请。主要理由是他有老母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段叙柳镇时就强调了孝道，这是柳宗元继承父亲的孝道的具体表现，推己以及人。“呜呼”以下是就这件事发的感慨。在祭文中韩愈已发出“凡今之交，观势厚薄”的感叹。这段议论以“士穷乃见节义”为纲，把小人的嘴脸刻露殆尽。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来和“一旦临小利害”时的落井下石做对比，“利害”前着一“小”字，又加上“仅如毛发比”来和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那些话对照，感情强烈。结语“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用“少愧”二字，表明这些人全无心肝，也该有点惭愧。这段全用对比：柳宗元的行为和现在一般人是一大对比，这批人的“平居”和“一旦临小利害”又是一大对比。而结句仍然回到柳宗元的风义上。

第五段是对柳宗元一生得失的总评，分为四层。“子厚前时少年”至“道不行于时也”是对柳子厚遭遇的惋惜。“顾藉”当“顾惜”讲，但“贵重”应该包括“顾惜”之意，不如当“只是”意属下句，写子厚少年时把功业看得太简单，和第二段呼应。再进一步，废退之后，又没有得力的朋友援引，因此不得志而死。“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是为当世惋惜。“使子厚在台省时”至“且必复用不穷”，是从反面设想，柳宗元有可能不被贬斥，贬斥后也有可能复用，这和第一层正相对应。这些话都充满惋惜与同情。“然”字一转，把前面两层意思反过来了。这和第三段“居闲益自刻苦”那些话呼应，前面是为柳宗元惋惜，这里变成为他庆幸，因为文章无疑必传于后。这是第三层。“虽使”以下，比较得失，把前三层意思总起来作比较：一是生前富贵，死后无名，一是生前困顿，文章必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耐人寻味。因为“太上有三不朽”，立言是“不朽”之一，而“为将相于一时”，死与草木同腐者多矣，结论不言自明。这段文章是对柳宗元一生得失的总结，先为之惋惜，后为之庆慰，波澜起伏，充满友情。

第六段写柳宗元之死及归葬。写出死日及年岁，生年即可推知；归葬在古人看作大事，所以要写；然后写子嗣。柳宗元的子女很小，不可能营葬，所以从费用和人力两方面点出裴行立和卢遵。“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这几句话仍然扣紧朋友之义这根主线。对卢遵，韩愈不但写了他对柳宗元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患难中相从，而且叮咛嘱咐：“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是表扬，也带有勉励口吻。这段文章既表现柳宗元终于获朋友之助，归葬故土，也表现韩愈对柳宗元家室子女未来的关切，同样是深厚友情的流露。

第七段是铭辞。铭辞特别短，只有三句话。但如果了解柳宗元生前在永州就以无后为忧，死后小孩特别小，临死“遍告诸友，以寄厥子”，那么这三句话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同样表现出韩愈对柳宗元的一往情深。

一般墓铭多以纪事为主，容易板滞，韩愈此篇却神采飞动，原因在抓住朋友之义为主线，结合文章成就，极写柳子厚的高风亮节，而又痛斥世俗酒肉之交，处处表现深厚的朋友之情。在叙事上力求简净生动，多用逆笔，正反夹说，将实事化虚，显得空灵。

清·沈德潜《古文辞类纂》文评：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

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昌黎墓志第一，亦占今墓志第一。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晋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任刑部侍郎时，曾因上疏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卒谥文，又有“韩文公”之称。

韩愈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文，倡导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变化，其诗常“以文为诗”，追求奇险。于山水旅游诗，则另创一派，扩大了创作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