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博尔赫斯仿佛受命运的驱使，来到他心中的天堂——图书馆，并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办杂志，讲学等活动。

1923年，正式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2年曾先行自费出版）以及后来面世的两首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札记》（1929）形式自由、平易、清新、澄清，而且热情洋溢，博尔赫斯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193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从此奠定了其在阿根廷文坛上的地位。

1946至1955年，庇隆执政期间，他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被侮辱性地勒令去当市场家禽检查员。为维护人格和尊严，他不畏强权。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以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声援。

1950年，由于众多作家的拥戴，博尔赫斯当选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这等于是给庇隆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1950年至1953年间任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

庇隆下台后，1955年10月17日，博尔赫斯被起用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英国文学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等学校讲学。

不幸的是，他当时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近乎失明。他自嘲他说：“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但失明并没有夺去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以无穷的毅力继续创作，并修订和整理出版了一些早期作品。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应邀前往欧美大学讲学。这个时期主要作品有：《迷宫》（1964）、《布罗迪报告》（1971）、《沙之书》（1975），《老虎的金黄》（1977）。

博尔赫斯带着四重身份，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岸，开始其漂洋过海的短暂生涯。

博尔赫斯一生读书写作，堪称得心应手，晚年双目失明，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成就惊人，然而，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他长期独身，由母亲照料生活，直至68岁（1967年）才与孀居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结婚，3年后即离异。

母亲辞世后，他终于认定追随他多年的日裔女秘书玛丽亚·儿玉为终身伴侣，他们1986年4月26日在日内瓦结婚，宣布她为他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以便保管、整理和出版他的作品。同年6月14日，一代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终因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逝世。

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是博尔赫斯三大创作成果，而且各有千秋，相互辉映。有一种很生动的说法是：“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他是与帕斯、聂鲁达齐名的拉美三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语言质朴，风格纯净，意境悠远。他的散文大多非常短小，但构思新颖，结构巧妙，安德烈·莫洛亚：“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笔。”

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学的非现实感”。例如他最著名的短篇集《虚构集》（1944）和《阿莱夫》（1949）中就汇集了很多共同的主题：梦、迷宫、图书馆、虚构的作家和作品、宗教、神祇。他的作品对幻想文学贡献巨大。研究者们也注意到博尔赫斯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创造性的文学语言，毕竟，“诗人，和盲人一样，能暗中视物”。博尔赫斯的文体很特别，他的小说写的很像诗歌又很像散文，帕斯说博尔赫斯的文体几乎是三位一体，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体，是独一无二的。

他早年深受柏拉图和叔本华等人的唯心哲学，还有尼采的唯意志论的影响，并且从休谟和康德以及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苏格拉底等人，学习到的哲学影响。他对笛卡尔的思想也了然于心，在上述哲学家的观点的基础上，他采用时间和空间的轮回与停顿、梦境和现实的转换、幻想和真实之间的界限连通、死亡和生命的共时存在、象征和符号的神秘暗示等手法，把历史、现实、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打通，模糊了它们的疆界，带来一个神秘的、梦幻般的、繁殖和虚构的世界，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找到了一条穿梭往来的通道，并不断地往返，并获得神奇的阅读感受。

1956年阿根廷国家文学奖。

1961年福门托奖（与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分享）。

1962年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1963年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大奖。

1965年英国爵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第九届诗歌奖、秘鲁太阳勋章。

1968年意大利共和国勋章。

1970年巴西美洲文学奖。

1971年耶路撒冷文学奖。

1973年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奖。

1979年法兰西学院金质奖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荣誉勋章。

1979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与赫拉尔多·迭戈分享）。

1981年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利奖。

1982年西班牙智利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1984年意大利大十字骑士勋章。

半个多世纪以来，贴在博尔赫斯身上的标签也非常多：极端派、先锋派、超现实主义、幻想文学、神秘主义、玄学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标签似乎都呈现了他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他被称为南美洲的卡夫卡。

然而，“作家们的作家”，这是人们对博尔赫斯的至高评价。越来越多的当代评论家——无论是文学教授，还是翁贝托·艾柯这样的文化批评家——均已认定，博尔赫斯独特而怪异地预言了万维网的存在。萨松·亨利女士乃美国海军学院（USNA）语言研究系的副教授，她形容博尔赫斯“来自旧世界，却有着未来派的眼界”。库切曾经评价道：他，甚于任何其他人，大大创新了小说的语言，为整整一代伟大的拉美小说家开创了道路。

秘鲁-西班牙作家略萨说：“博尔赫斯不仅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巨匠，而且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创造大师。正是因为博尔赫斯，我们拉丁美洲文学才赢来了国际声誉。他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小说和散文推向了一个极为崇高的境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说：“博尔赫斯非常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他写的作品都很短小，也很精彩，涉及历史、哲学、人文等许多方面，我当然受过他的影响。不过，我不觉得我的作品和他相似。”另一个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说：“如果有哪一位同时代人在文学上称得起不朽，那个人必定是博尔赫斯。他是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产物，但是他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知道如何超越他的时代和文化。他是最透明的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家。对于其他作家来说，他一直是一种很好的资源。”

尽管是《小径分岔的花园》使博尔赫斯名扬天下，但他写于1939年的一篇名为《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小说也许更值得注意，因为他在其中将模糊真实时间和虚构空间界限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虚构”这一美学概念从此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而20世纪的世界文学也将大受裨益。他被公认为上个世纪中期颠覆了小说世界，或者如他可能说的那样，颠覆了世界上的小说。但我认为他讲故事的方式其实古已有之，在他之前，那些能从古代传流至今的民间故事都有这样语言简洁、过目难忘的特色。

纵观博尔赫斯的小说，其名篇——如《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巴别图书馆》、《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首次出版时，集于《迷宫》（Labyrinths）一书。这些小说（包括《阿莱夫》等其他几部）写到了无穷大的图书馆、不会遗忘的人、集体编写的百科全书，以及书页中浮现的虚拟世界，和通览整个星球的入口，它们已经成了那些处在新技术与文学交汇点之人士们的经典。

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登陆，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先有王央乐、陈凯先等人的译介，并由此散播开来，竟一发而不可收了。之后，到了90年代，随着陈众议等人编译的《博尔赫斯文集》的面世以及众多盗版产品的出现，博尔赫斯之名如狂澜席卷中华大地。博尔赫斯也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作家的精神占有。他的晦涩、神秘连同其梦呓、圈套及至重复与矛盾，统统成了中国作家的写作罗盘。惟一不能化来的是他的西班牙以及他的精短、他的洗练、他的贵族气息。再之后，他的《全集》出版。

他在中国的流行，则多少说明了中国作家对博尔赫斯的敬畏。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谁不读博尔赫斯，就必定是文学之盲；谁不谈博尔赫斯，也仿佛等于无知浅薄。这样一种带有明显强制性的文学时尚，终于使博尔赫斯在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生根开花，也使中国文学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不断变化、翻新，一派蓬勃。而这首先要归功于翻译家。他们的功绩远胜于作家的劳动。因为后者获取的，是翻译家拿来的种子。而且，是翻译家的汗珠浇灌了作家的禾苗。但是，在收获的季节里，人们常常微笑着忘却了引进种子、付出汗水的人们。

早在一九六一年，博尔赫斯获得平生第一个国际奖时——他与塞缪尔·贝克特分享了该年度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国内的《世界文学》上就出现了对他作品的简短评介（当时用的是“波尔赫斯”）。“文革”后期，《外国文学情况》（内刊）两次偶然提到博尔赫斯，均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直到一九七九年，国内才开始陆续发表其作品的中译。到一九九九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时，五卷本《博尔赫斯全集》出版，这也是第一个按照国际出版惯例成功引进的拉美作家的全集版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拉美文学翻译与出版整体趋冷的情形下，博尔赫斯的一枝独秀颇为有趣。二十多年来，博尔赫斯不仅不断被“翻译”，事实上也不断被“重写”。结果是，博尔赫斯已被重构为不折不扣的“文化英雄”，散发着诸如“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反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光辉。但是，这些命名如何产生？哪些事实被突显，又有哪些被遮隐？书写策略的选择与彼时的社会语境有何关联？

所谓博尔赫斯的“反极权”，主要指他终其一生坚定地反对胡安·庇隆。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虽然是“升任”，但将一位重要作家升为鸡兔稽查员仍然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博尔赫斯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才会对他下手。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此事更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艾薇塔·贝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鲜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集会时，作协主席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十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此时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众说纷纭。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做群氓的表现，他也从不思考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将会给阿根廷带来什么，不体察在冷战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选择“第三立场”意味什么。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自己的“噩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在他的认知中，“反庇隆”是彼时阿根廷的唯一真理。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为“革命”。第一个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佩德罗·尤金尼奥·阿兰布鲁·西尔维蒂——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遇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新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萨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应邀与之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三万人遇害和失踪——这正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智利人的大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最终获奖，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他的最初和主要的知识来源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室，到了开始真正作家生涯时，他已经是一个学贯东西、富有真知灼见的青年学者了。人们想像中那个在宁静幽暗、满是灰尘的的图书馆里坐拥书城，读破万卷、下笔有神的形象，可能是个误解。至少在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

读书对于作家博尔赫斯的意义，至少有两条必须强调：一，读书使得他从不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阿根廷的现实中，而是以整个西方文明为自己的当然传统和精神源泉，并以它的正宗传人自居（他身上的英国血统更强化了这一倾向）。二，由于读书在生活中的比重之大，与大多数作家不同，是书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尔赫斯的写作素材。以小说为例，博尔赫斯之所以被称作“作家中的作家”，就是因为他的写作从书中来，到书中去，作品带有原小说特征，既具有形而上的艺术思维方式的普适性，又容易模仿，所以后世追随者非常多。博尔赫斯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从他开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文学种类的界限被打破、客观时间被取消、幽默与荒谬结合、写真与魔幻统一等等。

玛丽亚·儿玉与博尔赫斯的相遇颇具传奇色彩。当时，儿玉大约12岁。“我从小想当一名文学老师，但我十分害羞，害羞到只要家里来陌生人就要躲到衣橱里。我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想这样大概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老师。有一天，我爸爸的朋友跟我说，如果我对文学有兴趣，一定要去听博尔赫斯的讲座。爸爸说我肯定听不懂，但还是让我去了。到了讲座现场，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博尔赫斯讲话的声音比我还轻，如果这样的人可以成为老师，那我也一定可以。”